徐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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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xiàn)代中國的內(nèi)憂外患和戰(zhàn)亂烽火，熔鑄出許多學術的傳奇。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治學不輟、發(fā)憤著書的精神，自有一種超越時空、卓然不可磨滅的力量。
1932年1月29日凌晨4時20分，黃埔江上的日軍第三艦隊水上飛機母艦“能登呂號”（NOTORO）用吊車將帶彈的戰(zhàn)機放至水面起飛，轟炸上海閘北。經(jīng)過上午至下午的三次轟炸，炸彈擊中了攻擊計劃中的商務印書館，火焰蔓延至所屬東方圖書館，至次日下午，號稱中國第一出版機構(gòu)和亞洲第一圖書館連同其中珍藏的46萬冊古籍和30多萬冊中外圖書化為斷垣灰燼。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記憶中，這是自1860年英法聯(lián)軍焚燒圓明園以來，中國遭受的又一次巨大的文化劫難。灰燼之中，有一部編纂中的書稿，這就是汪榮寶先生的學術名著《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
汪榮寶 撰 陳仲夫 點校
鳳凰出版社
2021年10月
江蘇文庫·精華編 第74冊
《法言》的作者是西漢大儒和文學家楊雄，他有著強烈的古典主義傾向。我的太老師胡小石先生（1888-1962）說他是模擬文學的倡始人，比如他的《太玄》擬《周易》，《法言》擬《論語》，《方言》擬《爾雅》，《反離騷》擬《離騷》，《獵賦》《長楊賦》擬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胡小石《中國文學講稿》）。我的老師周勛初先生認為楊雄“以學問代替才情，以摹仿代替創(chuàng)造。”（周勛初《文史探微》）由于行文艱深，漢人就為他擔憂。有一天大學者劉歆看了《太玄》和《法言》后，對楊雄說：“吾恐后人用覆醬瓿也。”不過楊雄確是一位好學深思，學問很大的人，他對這樣的話笑而不應。等到東漢班固在《漢書》里給楊雄立傳時已經(jīng)說：“自雄之沒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漢書·楊雄傳》）
楊雄自稱《法言》“象《論語》”，但《法言》的文字卻一點不像《論語》那么雋永生動，所以蘇東坡說他“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答謝民師書》）。不過司馬光卻對《法言》十分推崇，認為楊子“潛心求道之極致”，其文“簡而奧”，“故難知。”（《法言集注序》）。于是司馬光將當時尚存世的晉代李軌、唐代柳宗元、宋代宋咸、吳祕的四家注和無名氏《音義》匯集起來，加上自己的注解，編為《法言集注》。
《法言》的近現(xiàn)代知音是汪榮寶先生，他的《法言義疏》不僅是繼司馬光之后的又一《法言》注釋，而且至今無人超越。黃侃先生（1886-1935）稱贊道：“楊子之書歷千載而得先生為之疏釋，皦然如晦之見明。”（《法言義疏后序》）不過，《義疏》雖是他的“名山事業(yè)”，但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主要身影是著名的政治與外交人物。
汪榮寶先生字袞父，1878年出生于江蘇吳縣（蘇州）的一個官宦和學術世家。大伯父鳳池、父鳳瀛，四叔鳳梁皆官至知府，二伯父鳳藻為光緒間出使日本大臣。先生是家中長子，叔伯兄弟當中，森寶（鳳池長子）、樂寶（鳳瀛次子）、楊寶（鳳梁次子）都出仕于光、宣二朝；汪東（1890-1963，字旭初，原名東寶，鳳瀛三子）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后師從章太炎，參加同盟會，1928年任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1949年后曾任江蘇省政協(xié)常委，民革中央委員。
汪榮寶先生十六歲入江陰南菁書院讀書，師從大儒黃以周，自云“幼承庭誥，粗解篇翰。周漢儒書，尤所耽慕。長游大師之門，私淑先賢之緒。”（《法言疏證敘錄》）二十歲入選元和縣拔貢生，次年朝考入兵部。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他就讀南洋公學。1901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等處，研習歷史及法政，其間參與創(chuàng)辦《蘇學會》雜志、參加拒俄運動。1904年仍回兵部并執(zhí)教京師譯學館，講授近代史。1911年但任協(xié)纂《憲法》大臣。民國初曾任臨時參議院和國會眾議院議員，協(xié)助袁世凱處理清廷遜位、南北議和等事務。1914年出任中華民國駐比利時公使。1915年回國擔任《中華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19年出任駐瑞士公使。自1922年至1931年，出任駐日本公使達十年之久。1931年春，“東三省難將作，君上書告變，外交部以為妄”（章太炎《故駐日本公使汪君墓志銘》）。同年7月，日本制造萬寶山事件，煽動朝鮮排華運動，先生受國民政府委派，赴朝鮮調(diào)查，因不滿政府的外交軟弱而辭職。后任張學良駐北平行營參議、外交委員會委員。同年“九一八事變”，他力主抵抗，與張學良政見不合，“自是不復論家國事”（章太炎）。
今保存在蘇州吳中區(qū)陸墓山的汪氏墓地，中為汪榮寶先生墓，左為汪東先生墓
仕宦生涯中的汪榮寶先生治學不輟。1903年，他與葉瀾合編出版《新爾雅》；執(zhí)教京師譯學館時，編寫《本朝史講義》，經(jīng)清朝學部審定改名《中國歷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09年出版），民國后更名《清史講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出版）。著有《思玄堂詩集》、《金薤琳瑯齋文存》；《汪榮寶日記》（稿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和鳳凰出版社2014年點校本）。上述五種皆刊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
1895年，汪榮寶先生在南菁書院讀書時，就開始撰寫《法言箋記》。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他“憂思慷慨，形諸歌詠。時先從祖輩皆官京師，戒君慎言，君由是壹意著書，研精象數(shù)，繼復取曩所為《法言箋記》，排比增輯，成《疏證》十卷”（《汪榮寶先生哀啟》）。1911年刊印后，他又不斷地校閱修訂，擔任駐日公使期間，與游歷日本的鄉(xiāng)賢前輩、文獻學家胡玉縉（1859-1940）就《法言》多有討論。1931年夏，先生歸國辭職，遂絕意政治，寓居北平，遂賡續(xù)舊稿并與回國居北平的胡玉縉往復商榷，加入李軌舊注，撰成《法言義疏》約八卷，自1931年底陸續(xù)寄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閘北被炸后，他憑記憶重新撰作，直至1933年6月30日完成全部二十卷書稿，因積勞成疾，心臟病發(fā)作，稿成二日后即一病不起，十八日后與世長辭。而此時日寇的兵鋒已經(jīng)逼近北平，“熱河告急，長城要隘以次失守，日軍寖逼塘沽，居民盡徙。君宴處不驚，執(zhí)筆覃思如故。會八叔父（汪東）書來問狀，君報書曰：“以常度之，北平必無患，且吾萬一殉難，未成之稿以累弟矣。” （《汪榮寶先生哀啟》）同年10月左右，《法言義疏》刊行，由胡玉縉先生作《序》，黃侃先生作《后序》。1984年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刊出點校本。
國家圖書館藏宣統(tǒng)辛亥（1911）汪氏金薤琳瑯齋刊《法言疏證》書影
國家圖書館藏民國22年（1933）年刊本《法言義疏》書影。扉頁上印有章鈺先生（1864-1934，蘇州人）的題詞：“忍死成書古未聞，平生志業(yè)寄斯文。傷心襲得前人語，后世憑誰識子云。”
汪榮寶先生的四子績熙（又名公紀，1909-2000）先生亦留學日本，抗戰(zhàn)期間曾主持國民政府新聞局駐法辦事處，1949年赴臺灣擔任政治和外交事務官員，后任教臺灣東吳大學、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他曾編纂《思玄堂詩》、《金薤琳瑯齋文存》等，攜有先生手稿多種赴臺。2013年，我去臺灣參加學術會議，拜訪了績熙先生的長女、原臺灣中央電影公司導演汪瑩女士和次女、原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汪琪教授。受其惠賜，得其家藏《法言疏證》殘稿（第一至八卷）和《法言義疏》殘稿（第九至二十卷）的電子掃描件。
2016年，我在國家圖書館發(fā)現(xiàn)汪榮寶先生《法言疏義》殘稿（第一至第八卷）的照片曬圖本。經(jīng)核對，這部名為《疏義》的殘稿正是《義疏》的初稿。我這才明白《法言義疏自序》中所說的話：“閘北之變，余稿熸焉。而德意志漢堡大學聞余有是作，介北海圖書館來請分惠。不得已，舉殘稿寫真數(shù)卷付之。”北海圖書館即國立北平圖書館，今文津街7號國家圖書館古籍部，“殘稿寫真卷”，或因戰(zhàn)亂未能寄達漢堡大學。正是有了第一至八卷的初稿，先生才能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嚴訂程課，為之不輟”（《自序》），續(xù)成第九至十二卷，并更名為《義疏》，真可謂不幸中之萬幸。
2017年，我將三種殘稿整理之后，定名為《汪榮寶法言注釋殘稿三稿》，交由鳳凰出版社影印出版。2018年6月21日，汪琪教授及其夫君彭家發(fā)教授專程來南京，將家所藏汪榮寶先生《法言義疏》、《疏證》殘稿兩種、《金薤琳瑯文存》手稿、《本朝史》手稿、《清史講義》和《思玄堂詩集》排印本各兩冊以及汪東先生《夢秋詞》手稿捐贈給南京大學圖書館。
汪氏家藏《法言疏證》手稿圖片
國家圖書館藏《法言疏義》殘稿曬圖本照片
汪氏家藏《法言義疏》殘稿圖片
徐興無編《汪榮寶法言注釋三種》（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
宦不廢學，是中國傳統(tǒng)士人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汪榮寶先生堪稱典范。而殘稿三種的發(fā)現(xiàn)與回歸，讓一段文脈得以賡續(xù)，也讓我們看到中華文化傳承的精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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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白雁 王子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