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開展主題教育的重大意義和目標要求，對主題教育各項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為全黨開展主題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黨中央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深化調查研究推動解決發展難題”。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黨同志的一貫要求。2017年12月25—26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這個“寶”有其自身的學術傳統和問題意識。
田野調查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我們知道，人類活動一般包括三個要素：一是目的，二是前提（或條件），三是方法。而方法在這三者中，最為關鍵。對于科學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研究的價值。調查研究正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黨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的內在要求。同樣，調查研究也是科學研究的基礎所在，民族學、人類學研究領域通常稱之為“田野調查”。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提高調查研究能力，要有人民情懷，也要有問題導向。人民情懷既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現實要求，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而沒有鮮明的問題導向，調查研究就失去了“靶心”。調查研究既是一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也是一個“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筆者把這個調查研究理念歸納為“邁向人民的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具備鮮明的人民性。人民性是指在中國的田野調查中一直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具備深厚的人民屬性。1980年3月，費孝通在接受美國應用人類學會“馬林諾夫斯基紀念獎”時，曾作過題為“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演講。費孝通提出：“也許我們還需要有比前人更大的勇氣和才能，才能真正地實現一個能使科學知識完全為人民服務的世界。”在費孝通看來，對人民有用的社會調查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強調了調查研究對于科學決策和解決問題的重要作用。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礎，是科學制定決策、有效實施決策的必要手段。我們黨歷來重視調查研究，講究實踐出真知，注重從實際出發制定政策。而調查研究是找準問題癥結的第一步，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一步。
其實，中國老一輩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也一直強調知識的實踐特征，強調知識的田野屬性和人民屬性。1999年，日本“東京新聞”采訪20世紀對世界貢獻最大的社會科學家，在中國采訪的是費孝通。記者問：“您既是官員又是學者，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的，您一直強調學以致用，它會不會影響學術的本真性？”費孝通沒有正面回答這一問題。他說，作為人類學和社會學學科，它的知識來自民間，作為學者就是要把來自民間的知識體系經過消化后造福當地，反饋回當地，服務于人民，而中國本身的學術也有學以致用的傳統。費孝通所追求的核心問題就是“從實求知”和“致富于民”。社會學、人類學在學理和實踐的層面以此為遵循，把田野調查作為“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重要園地。
新中國成立后，從事田野調查的研究者的最大榮耀，就是知識產出能夠被人民群眾理解和接受。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一直強調學術實踐要和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由此也推動形成了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以田野調查為中心的、具有實踐社會科學屬性的研究傳統。
在田野調查知識傳承的過程中，邁向人民、邁向社會、進入田野成為社會學、人類學學科體系構成的重要特征。把學術寫在祖國大地上、講好中國故事本身就是田野中人民性的具體體現。《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強調：“以解決問題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把對策提實，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辦法。”我們的研究就是要和老百姓的生活、故事、人民群眾本身的發展理念有機地融合在一起，農村調查的傳統就是社會學、人類學的看家本領，也是我們的學術傳統。這個傳統延續到今天，就是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緊密結合在一起。
田野調查致力于解決問題
在田野中發現思想。學科之間的區別并不在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因此，科學的本質并不在于它的對象，而在于它的方法。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方法是通過參與觀察獲得一個村莊或一個社區的詳細材料，并對這些材料進行精致的雕琢，以從中獲得一個完整的社區報告。這樣，人類學的發展本身為地方性的資料細節所困擾，忽視了一種整體的概覽和思考。很多人類學者畢生的創造和智慧就在于描述一兩個社區。當然，這種研究招來了諸多批判。在筆者看來，人類學的研究并不僅僅是描述調查對象的社會和文化生活，更應關注的是與這一社區的社會和文化生活相關的思想，以及這一社會和文化在整體社會中的位置。
調查研究一定要深入，特別是實地調查研究，不能把調查研究當作一件形式主義的事情。“高手在民間”就是要從更深的層次展開調查。也就是說，田野調查要關注田野調查對象中人們的思想和宇宙觀。田野調查過程本身是作為思想的人類學，而非作為簡單地收集資料的社會調查。而我們所關注的社區研究本身就是要發現社區中人們的思想結構，而不是僅僅對簡單的生活狀態作描述。其實，我們所關注的是支撐這種生活狀態的一套思想體系。在調查中，還要避免把田野中的資料過度抽象化，不能把田野抽象為研究者自身的一套說理體系和價值判斷。這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系、研究者主觀經驗的積累與研究成果之間的關系。
發現思想的田野調查，不是走馬觀花，而是腳踏實地、進行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唯其如此，才能喚起對當地人思想體系的梳理，然后從當地人的思想體系中找出所要討論現象的問題意識。而這種對問題意識的梳理，事實上也是對人類知識體系的貢獻，因為這是在沒有先入為主假設的框架基礎上發現當地社會文化的思想體系、宇宙觀和人生觀，而不是先有一個理論性的概念來提煉它。后者相當于先有一個筐子，然后把資料一塊一塊地分別裝進去，把不同的部分扔到筐子里。這里的部分是破碎的，裝到筐子里以后表面上是一個整體，但事實上已把當地社會的整體性抹殺掉了，是抽離出來的。
事實上，任何田野調查都如同俄羅斯套娃，哪怕搜集得到的是部分資料，但它還是整體的部分，不是簡單的部分，因為作為思想的田野調查本身強調其社會文化的整體性。如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同志親自做了32天的實地調查后才寫成的，其核心并非簡單的事實羅列，而是當地社會的思想動態。如其中認為，“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補益”。指出中國的幾萬萬農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堅持。在河北正定縣任縣委書記時，他跑遍了所有的村；在福建寧德任地委書記時，他提倡“四下基層”，深入群眾之中；在浙江任省委書記時，他調研了全省90個縣市區……在調查中認識社會、發現問題、歸納提升人民之所想、所思。
田野調查要“進得去，還得出得來”。毛澤東同志曾形象地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只有進得去，才能發現問題，發現問題出來后，要做出歸納整理、正確判斷。正如《實踐論》所言：“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在循環往復中進階。”2012年12月底，剛剛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迎風踏雪入太行，吹響脫貧攻堅的號角。此后，他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我提出精準扶貧戰略，就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就要求我們在調查中要進得去、要調查得入木三分，在調查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也是微觀調查和宏觀研究相結合的典范。
重視田野調查的方法論
在田野調查中，任何微觀調查研究都不能脫離這一微觀社會所處的整體社會背景，這在復雜社會的研究中尤為重要。每個所調查的社會，都正被卷入世界經濟體系和全球化進程之中，對于這一動態中的社會文化予以捕捉、研究，可謂迫在眉睫。因此，對于田野調查而言，“進得去、出得來”的“出”就是要有這一整體的、全局的乃至全球的視野。這就要求我們超越社區研究的界限，進入更廣闊的視野。要做到對一個問題的研究能夠從大到小、從小到大，互相呼應，大小互見。這就涉及“部分”和“整體”的關系。
費孝通強調，人類學家脫離不了他所屬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在他看來，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特別強調“部分”和“整體”的關系，他深信可以用類型比較的方法通過一個一個社區的調查來逐步接近社會的全貌。他的類型比較，首先是對一個具體的社區的社會結構進行詳細解剖，并查清其結構產生的條件，然后根據與此標本所處條件或相異劃分類型，最后對不同類型的社區進行調查和結構比較。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對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超越，其研究方法完全進入到比較研究的視野。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有關在田野調查基礎上的比較研究大量增加。由于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人類學的研究由對異文化的研究逐漸轉向對本土的研究，開始探討國內的一些現實問題，本土人類學隨之興起。在發展中國家，人類學在應用研究上主要關心社會穩定、經濟增長、人口控制、社會發展以及工業化和都市化所引發的問題。這對于社會人類學來說，是一次質的轉變，特別是在調查研究的層面，從小的社區，完全進入大的區域和跨區域的視野中，這也涉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就像費孝通所說，這一“進”一“出”如何理解。為什么跨文化研究和對他者的研究視角有其道理，其實就是相當于“井底之蛙”的概念。就像畫個“井”字，在井外的任何一處看井里都是全方位的，但在井里卻只能看到里面。還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說法，都反映了這一問題實質。中國人的這些傳統智慧恰恰是和我們討論的他者的眼光或跨文化研究是一致的，判斷方式是一樣的。
要達到對中國社會和全球社會的認識，就要擴大田野調查的維度。田野調查應該是多位、多點的。要把“學科性學術調查”和“問題性社會調查”有機地結合起來，“從實求知”正是反映了知識來自于田野、來自于人民群眾，在此基礎上我們要“學以致用”，以調查所得服務于社會和人民群眾。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調研方法，這些方法會成為以從事田野調查見長的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論研究重要的方法論。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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