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報記者 楊丹
悠悠歲月，醞釀了璀璨的華夏文明。商周青銅文明是其中異常光彩奪目的一顆明珠。
擔當青銅典范的四羊方尊，厚重神秘的人面方鼎、飄零坎坷的皿方罍……近代以來，三湘大地陸續出土了數百件商周青銅器，其中不乏以上這些赫赫有名的青銅重器。
當時被視為蠻荒之地的湖南為何驚現如此發達的青銅文明？誰是這些青銅器的主人？又是誰鑄造了這些青銅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盛偉，在長沙博物館帶領大家穿越時光，以物追古，講述青銅魅力，破解歷史謎團。
挖紅薯、洗菜、游泳“撿到”了青銅器
回顧湖南商周青銅器發現的過程，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1919年，桃源縣漆家河鎮的一個農民在自家房前平整土地時，偶然挖出有“方罍之王”稱號的皿方罍。這也揭開了湖南商周青銅器偶然性發現的帷幕。
1938年4月的一天，寧鄉黃材鎮龍泉村的姜景舒、姜景橋、姜喜橋兄弟三人像往常一樣，到離家不遠的轉耳侖半山腰墾荒栽種紅薯。挖著挖著，忽然，姜景舒鋤頭下發出“當”的一聲，把土扒開，一件碩大的、墨綠色、帶有4只卷角羊頭的金屬器物出現在眼前。這就是以后被寫進歷史教科書的國寶四羊方尊。
寧鄉出土的四羊方尊
1959年秋，寧鄉黃材鎮勝溪村新屋灣山前的土臺上，一位鄧姓農民在參與修建黃材水庫時，發現一件金屬器物，就抱回了家。時逢大煉鋼鐵時期，他便將其作為廢銅片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幸運的是，器物的一塊殘片被湖南省博物館派駐到廢銅倉庫揀選文物的師傅發現，于是跟蹤追擊，找到了其余10多塊殘片，拼接而成人面方鼎。
寧鄉出土的人面方鼎
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里面盛滿了千余件玉器的獸面紋提梁卣，是寧鄉黃材鎮一村民在塅溪河邊洗菜時發現的。號稱“瓿王”的獸面紋巨型瓿是4個學生在黃材鎮炭河里附近的溈水河游泳時發現的……
陜西扶風莊白一號窖藏中發現的三件“析器”之析觥
析尊、析卣、析觥三器銘文拓片
結束回顧，我們發現事情的趣味在于：這些青銅器出土大多充滿了偶然性，并不是通過科學的考古發掘獲得的。
丟失了“出生證”的“嬰兒”們
在考古學研究上，文物的出土背景至關重要。
“對考古學研究而言，文物的出土背景如同嬰兒的出生證明，缺失了出土背景的文物，就如同被拐賣的嬰兒。正如我們無法知道一個被拐賣嬰兒的出生年月、籍貫、父母狀況等信息一樣，我們也很難知道這件文物的更多相關信息。”盛偉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
由于這些青銅器大多不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造成大量背景信息的流失，加之部分器物本身又表現出不同于中原地區常見銅器的特征，從而為銅器的斷代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盛偉說：“斷代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正是由于斷代的困難性而造成的諸多歧見，使得學術界對于湖南商周青銅器的來源問題，長期以來未能形成統一的認識，因而被稱為‘湖南商周青銅器之謎’。”
過去關于湖南商周青銅器的來源問題，主要存在兩種認識，一種認為這些銅器大多是古越族人模仿中原銅器在當地生產的，第二種認為大多數銅器是周滅商后逃難的商遺民帶來的。
皿方罍“回家”與“梁王爭罍”
青銅器是物質的，也是文化的。
青銅器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是商周時期“明貴賤、辨等列”的標志物，此即所謂“藏禮于器”。尤其像鼎之類的重器更是社稷的象征，所以古書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的說法。
“我就想回個家，怎么這么難？”在《國家寶藏》中，演員黃渤扮演流落海外的皿方罍器身，漫漫“回家”之路，令人唏噓淚目。無獨有偶，歷史上也發生了一件影響很大的爭罍事件。
罍是大型盛酒器和禮器。《詩經·周南·卷耳》有云:“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西漢時期，罍已成為王公貴胄們競相爭奪的藏品。漢文帝之子梁孝王劉武有一件罍，被其視為至寶。劉武臨死前留下遺囑:“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后來劉武的孫子劉襄繼位，即梁平王。他的王后姓任，驕橫跋扈，得知此事，便向劉襄索要。劉襄寵溺王后，置祖訓于不顧，也不顧祖母反對，強行將罍取出。這件事在梁王府鬧得沸沸揚揚，后被人告于朝廷。漢武帝認為梁王與祖母爭罍，極為不孝，理應懲處，于是下令削去梁國8座城池，并將禍端任王后斬首于市。
此事史稱“梁王爭罍”。此罍是否為皿方罍？無從得知，但青銅器的珍貴由此可見一斑。
寧鄉、安化交界處出土的虎食人卣，共兩件，均流失海外，一件在法國，一件在日本
“相”侯即為“湘”侯
從產生、發展到興盛，湖南的青銅文化都與中原王朝密切相關。
以“盤庚遷殷”為界，考古學習慣將商代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商代前期，商王朝國力強盛，積極向南方擴張，帶來了青銅文化的擴散，湖南開始出現與中原地區特征完全一致的青銅器。商代后期，商文化在南方逐漸消退，但以尊、罍為代表的南方特征青銅器在區域間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沿長江水系進入湖南，促成了湖南青銅文化的繼續發展。
周滅商后，實行分封制，誕生了“分器”。南方地區出現了諸多西周的封國，在西周金文中統稱南國。所謂“分器”，就是指周王朝將從商王朝貴族手中搶來大量的銅器、玉器等珍貴物品，分給其下屬的封國貴族。這是周王獎勵功臣或籠絡各方勢力的重要手段。
在此背景下，湖南開始出現大量具有商末周初特征的青銅器，并在模仿中原銅器和本地陶器的基礎上，生產出以“越式鼎”、大型銅鐃為代表的地方型青銅器。
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一號窖藏中曾發現3件“析器”，分別為析尊、析觥和析卣。這3件析器上的銘文都記載，周昭王巡視南國的過程中，曾在行館接見了一位稱為“相”侯的人物，并對他進行了賞賜。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認為，所謂“相”侯即為“湘”侯，其封國在鄂國之南，很可能就在今天的湘江流域內。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那些丟失了“出生證”的青銅器也可能是“分器”而來。
“湘”侯是炭河里遺址的主人嗎
那么，“湘”侯的封國具體在哪里呢？
3月初的湖南，春雨就沒歇過氣。雨中的寧鄉炭河里遺址空無一人，但并不蕭瑟。這里地勢平坦，三面環山，兩面臨水，風光秀麗，易守難攻。
據炭河里遺址管理處工作人員張淵介紹，炭河里遺址正處于湖南青銅器出土地點最集中的寧鄉市黃材盆地，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遺址進行了3次考古發掘，發現了城墻、壕溝、大型宮殿建筑、銅器墓葬等重要遺存。這些高等級遺存的發現說明炭河里遺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遺址，而是一座城址，是湘江流域西周時期某一支地方青銅文化的中心聚落，或者說是獨立于周王朝之外的某個地方方國的都邑所在地。
“這是湖南商周青銅器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炭河里遺址無論年代和空間位置都與寧鄉銅器群重合或交叉，二者一定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如果我們將炭河里作為‘湘’侯的封國來理解，青銅器的來源問題就很好理解了。”盛偉認為，這為解開多年謎團提供了一把鑰匙。
總的來說，湖南青銅文明濫觴于商，盛興于周，孕育于中原文化母體，成長于南方偏僻土壤，呈現出多元的文化面貌，是民族和文化融合的產物。
誰的青銅器重要嗎
誰的青銅器，重要嗎？
重要，也不重要。
作為考古學問題，在考古人看來，當然是重要的；但對普通公眾來說，似乎并不是很重要。
根據盛偉對湖南商周青銅器來源問題的解釋，這些青銅器有一部分是“河南人”的，有一部分是“江西人”或“四川人”的，有一部分是“陜西人”的，還有一部分是“陜西人”搶了“河南人”的銅器分給“湖南人”的。似乎大部分不是“湖南人”的。
其實，無論這些青銅器是屬于“河南人”“陜西人”或“江西人”，最后都是“湖南人”的。它們出土于湖南，在古代屬于古代的“湖南人”，在現代屬于現代的湖南人。
青銅器不應只是冰冷的陳列品，它們承載著鮮活的歷史，我們有責任去發現和了解它們。
“青銅之謎”依然留有疑惑，探尋之路未曾停歇……
■大事記
1919年，皿方罍在桃源縣漆家河鎮出土，這是迄今為止出土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稱“方罍之王”。當時適逢戰亂，導致器身流落海外，只有器蓋留在國內。2014年政府出面購回，并入藏湖南省博物館，完成“身首合一”。
1938年4月，四羊方尊在寧鄉黃材鎮龍泉村出土。之后，幾經轉手，顛沛流離，并在抗戰時期被日軍的炸彈震碎成20多片。新中國成立后，經文物專家修復，落戶中國國家博物館，成為鎮館之寶。湖南眾多吸收中原風格鑄造的作品中，有不少令人嘆為觀止的杰作，四羊方尊無疑是其中的翹楚。這件器物也被認為是傳統陶范法鑄造的巔峰之作，是青銅文化代表。
1959年秋，人面方鼎在寧鄉黃材鎮勝溪村出土。這是全國發現的唯一一件以人面為主要紋飾的方鼎。對于人面的詮釋，迄今至少有以下幾種說法：饕餮，祝融，蚩尤，邦君造像，儺面，黃帝四面，重黎，所有者的祖神，等等。現藏于湖南省博物館。
1963年，炭河里遺址被首次發現并確認。
1983年6月，象紋大銅鐃在寧鄉黃材鎮出土。鐃為商代青銅樂器之王，用于軍旅、祭祀、宴樂。在寧鄉目前出土的眾多青銅器中，鐃占了22件。這件銅鐃重達221.5公斤，是迄今發現的先秦青銅樂器中體型最大的一件單體樂器，被譽為“鐃王”，比著名的曾侯乙編鐘中最大的一件還要重20多公斤。
2001年，獸面紋巨型瓿在寧鄉炭河里附近的溈水河被發現。這是我國目前所發現銅瓿中最大的一件，有“瓿王”之稱。
2005年，炭河里遺址因發現西周城址和墓葬區而被評為2004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
2006年5月，炭河里遺址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6年9月，寧鄉炭河里青銅博物館建成開放。
■評說
研究湖南先秦青銅器，有幾個要區分清楚的概念往往被模糊或混淆：一是青銅文化的起源地與青銅器鑄造地的區別；二是早期青銅器使用者與晚期青銅器使用者的變化；三是夏商周王畿地區與所謂“要服”“荒服”地區的關系；四是環洞庭湖地區發展進程與湖南邊遠山區發展進程的差異；五是史前族群消失與史前文化延續的影響力。
區分這些概念，我們就會發現，湖南先秦青銅器的主人，不同區域、不同時代是有變化的，是不同的。將考古學文化、青銅器、歷史文獻、民族與民俗學研究對應，我們發現了湖南先秦歷史時期不同族群實力的此消彼長。至少從商代中晚期開始，湖南本地可以鑄造出以青銅大鐃為代表的高水平青銅器，商周到戰國時期湖南青銅器的主人，既有中原的商人、周人、楚人，也有本地及周邊地區的虎方人、荊人、揚越人、濮人等等。這種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成就了湖南青銅器的精彩，其中的一些文化因子，在今天的湖南還可以找到一些痕跡。
——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研究員 熊建華
學術界一般將湖南湘江流域出土的大量商周銅器，稱為“寧鄉銅器群”，是因為寧鄉不僅是湖南出土商周銅器數量最多、種類最齊全、分布最集中的地區，而且寧鄉出土的商周銅器風格較獨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湖南湘江流域出土的商至西周時期銅器400余件，其中近300件出土于寧鄉境內，另外百余件也主要見于寧鄉附近的長沙、湘潭、株洲、益陽、岳陽等湘江下游地區。
炭河里考古學文化不僅在日常生活，而且在禮制習俗方面，均受到了以中原地區商周文化為代表的外來文化的較大影響。但是從整體文化面貌看，又絕對不屬于商文化和周文化范疇。因此，以炭河里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應該是一支地方青銅文化。
炭河里遺址是西周時期古城址首次在湖南發現，在整個南方地區也不多見，對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銅文化和早期國家社會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義。找到了備受學術界關注的“寧鄉銅器群”所屬的考古學文化，為湘江流域乃至整個南方地區商周青銅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考古系主任、教授，炭河里遺址發掘主持人 向桃初
湖南青銅器出土地點在不同時期，并不都屬于同一文化區域，而是包含有較為復雜的區域文化背景。例如寧鄉一帶大量的青銅器，暗示當地一個青銅文明中心的存在，但其與中原文化顯然還有著密切的關聯，一些在今天湖南出土的青銅器，其文化、生產背景卻牽扯到長江流域上游至下游地區，有些與寧鄉一帶的青銅器并無直接的文化關聯。
由于長江中游地區處于商和西周文化外圍，中原文化勢力的一次次南下深刻影響著這個地區的文化發展。因此，二里崗文化晚期前后、殷墟一期文化前后、殷墟文化前后以及西周早期這幾個不同階段的青銅器特征，體現出中原文化一次次對周邊地區影響的過程，每個階段影響的格局不同，青銅器的生產背景就有所不同，因而洞庭湖地區的青銅器，在不同的階段就體現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特征。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