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至19日，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訪華。
這是最近一個月來第三位訪華的美國官員。在這四天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國務院總理李強，國家副主席韓正相繼會見克里，克里在此期間還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連續談了三天。
中美會見的這段時間里，全球都籠罩在高溫之中。應對氣候變化任務很艱巨，中美之間可以談的東西有不少。
正像中方發布的消息稿中所說，雙方一致認為，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兩國攜手合作應對該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過去幾年，美國遏制打壓中國的力度不斷升級，尤其是過去半年多，美國的挑釁行徑進一步造成中美氣候變化商談暫停，國際氣候議程也隨著美國單方面敘事的影響而推進困難。
在王毅與克里的會見中，中方也說明白了：
中美氣變合作有巨大潛力，同時離不開兩國人民的理解支持，離不開中美關系的大環境。
隨著中美關系的“大氣候”被美國的競爭思維擾亂，尤其今年以來，美國打著冠冕堂皇的各種名號，行遏制打壓中國之實，中美談“小氣候”問題，是否會陷入同樣的敘事？美國是否會借氣候治理之名行遏制之實？這是很多國人在聽到中美談氣候問題時的共同心結。
在氣候問題上，中美之間要溝通出實效，首先要破除美國設下的話語陷阱。
首先來看看美國對這次克里訪華是怎么說的。
在克里啟程前，美國就已經說明了此行最重要的目標：為今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奠定一個好的基礎。
最近幾年，國際氣候談判開展得算不上順利。去年，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7）剛剛開始的第一周，談判就陷入了僵局。
為什么談不到一塊去？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了解當前全球氣候談判的進程。
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有一個基本框架——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每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是根據《公約》要求舉辦，來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
當前，全球氣候治理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巴黎協定》，是在7年多前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上達成的。在這場大會上，各國最終定下將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將其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的重要目標，中美協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切，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7年間，美國對氣候多邊議程先退又進，最近又在中國的原則底線問題上不斷挑釁，給各國溝通和全球氣候談判造成了不少困難。
那么本屆美國政府是如何重返氣候治理的呢？
這個問題，在2021年拜登剛上任就簽署的《應對國內外氣候危機的行政令》中，寫得很清楚，氣候問題是“美國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的中心”。
如何理解這個“中心”？先來看看這條行政令中提及的主要部門：
｜｜財政部，關注氣候相關金融風險管理，并配合國務卿等制定氣候投融資計劃。
｜｜商務部，與國防部協調評估氣候變化的安全影響。
｜｜國際開發署，配合國務卿、財政部等，關注氣候投融資、全球碳匯市場。
｜｜國防部，將氣候變化的影響納入建模、模擬、兵棋推演等分析中。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將氣候變化的安全影響納入國防戰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風險評估等流程。
｜｜國家情報總監，就氣候變化對國家和經濟安全的影響編寫一份國家情報評估報告。
｜｜能源部，與國務卿等合作，推動清潔能源技術的創新和部署。
｜｜國土安全部，考慮氣候變化對北極、美國邊境沿線以及國家關鍵功能的影響。
從這些分工中，可以看到，雖然包含控制全球平均溫升的部分，但更明顯的，是將安全問題與氣候問題連接起來，不僅讓大量軍事安全部門評估氣候影響，并且讓安全部門與其他業務部門密集配合。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于宏源指出，全球氣候治理要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內和《公約》外的議題。氣候安全、綠色融資等，這些都是《公約》外的議題，特別是涉及經濟安全的議題，大家的理解會非常不一樣。
也就是說，美國雖然嘴上稱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但實際行為是在偏離應對氣候變化框架的《公約》，在《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之外，美國正避重就輕，緊盯著氣候變化的安全影響。
去年發布的《美國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供應鏈保障戰略》，就是借氣候議題企圖控制綠色產業的供應鏈，通過貿易保護手段來維系美國的“經濟安全”。
按照美國的邏輯，美國需要清潔能源轉型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擴大本國制造能力，避免供應鏈過度依賴某一個國家。
為此，特別是在對中國依賴度較高的光伏、稀土、鋰電池等領域，美國使用貿易保護工具，正推動脫鉤斷鏈。
為了徹底切斷和中國的聯系，美國甚至一度對從柬埔寨、泰國、越南和馬來西亞進口的太陽能板加征關稅，稱這些國家的太陽能板是中國工廠制造的。
一旦出現脫鉤斷鏈的影響，能源危機就會很快體現出來，這一點美國自己也不例外。
隨著與中國光伏產業脫鉤斷鏈，美國國內的光伏產業陷入大面積停滯。去年6月，在全美油氣價格大漲、電力供需吃緊時，美國不得不宣布對這四個國家的太陽能板豁免進口關稅，來提振光伏產業重回發展軌道——但這項措施只是暫時的，僅僅有24個月而已。
在19日克里訪華結束之際的記者會上，譚主現場向克里提問，美國對華制裁是不是影響了中美新能源合作？對此，克里承諾，回國后會把這些擔憂完整傳達給美國政府。
除了強調供應鏈安全，氣候問題現在已經被納入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并且本屆美國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文本中，提及氣候的次數，要遠大于過去兩屆。
在氣候問題上，美國把國內安全凌駕于多邊議程之上。這種美國優先的話語陷阱自然會給多邊談判帶來阻礙，并且，落入這樣的陷阱還會嚴重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
面對美國單方面的敘事，這次克里訪華期間，中方的態度，也表達得很明確：
要踐行多邊主義，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確定的目標和原則。
一方面把國內安全凌駕于氣候多邊議程之上，另一方面，美國在多邊議程上也在打小算盤。
多次參加國際氣候談判的徐華清提到，在談判場上，美國號稱站在“道義”的制高點推動全球氣候治理。
一個典型的舉動，就是不斷提出新的減排責任，但是，只講共同的責任，卻不講減排的責任是有區別的。
就拿最近幾年美國不斷推進公眾視野的甲烷來說。這次克里訪華，在與各方的會見中也反復提及甲烷。
甲烷是排放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溫室氣體，并且其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數十倍，因此，應對氣候變化，控制甲烷的排放也必不可少。
事實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有共識，需要甲烷減排。問題是，應該以怎樣的路徑和標準去推進？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特別希望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全球甲烷減排承諾”，設定倒計時，到2030年使甲烷排放水平較2020年降低30%。
要實現這個減排目標，自然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如何設計一個共同監測框架，量化減排的效果？
去年年末，全球首個公開可用的全球甲烷監測數據系統，甲烷預警和響應系統（MARS）才剛剛啟動。這個系統的初始資金來自歐盟委員會、美國政府、全球甲烷中心和貝索斯地球基金，主要來自發達國家。
也就是說，現在國際公用的甲烷監測手段和數據，本質上還基本掌握在發達國家手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其中的不平衡是巨大的。
美國急于推動的減排標準是站在發達國家的發展現狀和立場上制定的，沒有更好地顧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
當美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推動“全球甲烷減排承諾”時，中方就曾提出，發展中國家普遍在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方面存在基礎數據薄弱、監測技術和有效措施缺乏等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還沒學會走的時候，就要讓他們跑起來了，這是不現實的。
因此，如果真心要最大程度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合力，在確立甲烷減排的雄心時，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現實困難，都得照顧和考慮到，這就需要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更多支持和援助。
諷刺的是，在所有的發達國家之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援助資金，美國是履行最差、拖欠最多的。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援助，是考慮到了發達國家在減排上欠下的歷史大賬。
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宇燕指出，溫室氣體的排放，要從增量與存量兩方面分開來看。從增量角度上看，最近這二三十年，發展中國家確實排放了地球溫室氣體增量中的相當部分。然而，如果從存量角度來看，發達國家早在百年前就已經開始排放溫室氣體。
過去兩百年里，美國排放的溫室氣體達5000多億噸，中國的排放量只有它的一半多。
發達國家享受著這些高排放帶來的發展成果，那在承擔減排的責任上，自然是要和發展中國家有所區別的，也就是說在當下的階段首先承擔起更大的減排責任，繼而帶動發展中國家。
現實是，美國妄圖站到話語權的高地，想把超越大部分國家目前發展階段的責任單方面變成共同責任，與此同時，又在回避自己在現階段要承擔的有區別的責任。
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現階段履行的責任，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發達國家。
中國就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2%的經濟增長，成為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不止如此，中國還貢獻了本世紀以來全球25%的新增綠化面積。
行動，才是最有力量的語言，才是引領者最有力的說明。
美國當然自己也減排，問題是，在履行這個最基本的責任時，美國也沒忘記摻雜進心機。
對此，提取過去一年拜登政府在公開場合與“氣候”最相關的演講，根據演講中出現的高頻詞，可以發現一些線索。
在高頻詞的序列中，排在前幾位的是氣候、能源、清潔、排放。也就是說，對于減少碳排放這個核心問題，美國認為，推動清潔能源轉型是最重要的方法。
為何要大力推動綠色轉型？繼續看接下來的一組詞：全球、國家、領袖、支持。
也就是說，氣候治理不僅僅為了氣候治理本身，更重要的，是通過氣候治理來維系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涉及高額補貼的《通脹削減法案》，就是具體體現，這部法案被譽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氣候投資。
根據法案，美國計劃在10年內籌集3690億美元用于投資補貼新能源與減少碳排放。具體看這些補貼，它采取的是明顯的歧視性措施，要將外來企業在北美以外的生產排除在補貼范圍之外。
法案一經推出，就在世界范圍內引發大量不滿，其中還包括美國的盟友，尤其是以汽車產業為重的德國，它的新能源汽車在市場中遭到了不公平的競爭。歐盟持續抗議并表示，美國是在以“推進綠色轉型”之名，肆無忌憚地推出不公平競爭手段。
看透美國發展綠色科技是否是為了共治氣候變化，還有一個視角，就是看美國綠色技術轉讓的落實情況。
哪怕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前，中美氣候合作更為密切的幾年間，美國也沒有兌現已經簽署的對華綠色能源技術轉讓。
隨后，美國又炮制出了“強制技術轉讓”的概念，號稱“美國開放科研大門，卻被中國竊取技術”。
實際呢？
正是有賴于中國的大市場，美國公司通過轉讓部分技術，才能有效回收創新成本，為新技術研發提供后續支撐，這是跨國公司的常規運作模式。
最近一個月，美國國會中的部分議員正在醞釀阻止即將于下個月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續簽，其中就涉及衛生健康、氣候變化、生態保護等多個全球公共議題。
在李強與克里的會見中，中方特別提到了要共享發展成果的問題，其中，就指出發達國家應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技術支持。
面對氣候變化這個全人類共同的議題，要完成我們共同的目標，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在轉型問題上，中國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潔發電體系，中國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也均居世界第一，中國沒有考慮封鎖和制裁，而是選擇和世界分享這個第一。
早在4年前，中國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就聯合組建技術轉移南南合作中心，面向最不發達國家開展可再生能源的技術轉移項目。
這些項目提供的也不僅是電力，還有大量就業和民生改善機會。
發展中國家的南南合作先行走出了發達國家把技術關在圍墻內的桎梏，也透出了一絲共同應對氣候危機的新的光亮。
回看美國的重重話語陷阱，我們要破除它，是為了進一步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合力，為全人類都要面對的共同議題作出貢獻。
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
在這個基礎上，應對氣候變化任務艱巨，需要全球國家加強協調，凝聚共識。面對共同的危機，需要大家一起商量，團結行動。
行而不輟，未來可期。我們處在一個充滿挑戰，也充滿希望的時代。當人類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是慷慨的；當人類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也是無情的。
中國開展生態保護，不是要把環保、氣候這些理念當做什么工具，而是我們深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才能永續，才會有文明賡續。
我們愿意帶著這樣的中國理念，與全世界一起探討，走出危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