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羨慕你女兒嗎？”
坐在王哲位于廣東惠州的家中，我突然這樣問這位母親。她的家是一套高層住宅樓中的普通三居，駕車10分鐘就能到達惠州市體校，那里是本屆全運會滑板比賽的舉辦地，兩天前的女子碗池決賽中，她13歲的女兒鄭好好摘得了銅牌。
去年夏天，當時11歲的鄭好好成為巴黎奧運會中國代表團最年輕的運動員，我和王哲也于那時相識。大多數時候，作為記者的我和作為運動員家長的她，聊天都圍繞她小有名氣的女兒展開。
但這一次，我想把提問的中心轉向她。
“羨慕！超級羨慕！”聽了我的問題，我們兩個“中年人”默契地大笑起來，“你是第一個這樣問我的記者。”
“那是因為，我也羨慕她。”我說。
兩個“過來人”會羨慕一個孩子的什么呢？
或許是她能按自己的意愿生長。王哲很早就觀察到女兒的“不走尋常路”——會走路后就拒絕嬰兒車，走路又不愛走平路。所以第一次見到滑板，王哲就覺得“好好一定會喜歡”。果然，自7歲生日收到一塊板子作為禮物，滑板女孩的腳步便再未停下。
或許是她的松弛與快樂。在王哲印象里，女兒每逢比賽都歡天喜地，本屆全運會前，鄭好好照例往行李里塞滿了要與朋友們分享的貼紙和玩具。而平日，王哲則沒少接到教練們的“投訴”，說女兒訓練時實在“過于歡脫”，“連路過個螞蟻都要過去逗一會兒”。最近去澳大利亞外訓，她甚至還教會了外國小“板友”們慶祝時喊“666”，憑一己之力輸出了一波來自東方的“神秘咒語”。
或許，我們也羨慕她那蓬勃的好奇心。除了滑板，鄭好好還有一串很長的愛好清單。家里不大的客廳一角是她的養殖區，三層的架子上擺滿了水缸，王哲也說不清女兒是怎么一個人搭起來的。她還鼓搗過酸奶機、棉花糖機、投影儀，出國比賽前會自己看書做攻略。比賽掙來的獎金，很多都被她用在了研究怎么玩兒上。
或許，我們最羨慕的，是她清楚地了解內心的熱愛。
競技體育，成王敗寇。但王哲發現，女兒似乎有一套自己認定的價值排序。全運會上，被寄予厚望的鄭好好并未摘金，但賽后她心心念念的不是錯失金牌，而是最帥的招還沒做出來。
而在今年另一場比賽中，連決賽都沒進的她卻“比拿到奧運資格的比賽還要開心”，只因為在完全陌生的場地里，她把設想的動作一次全做出來了。教練本來建議降難度，但她沒降，比完還和教練說：“看，這就是相信的力量。”
女兒讓王哲印象頗深的，是一次賽前對自己的安慰：“媽媽沒事，就算沒拿第一，我也會繼續喜歡滑板的。”
王哲夫婦倆都來自東北，大學離開家鄉，最終定居廣東。作為“80后”，她承認自己也曾是個焦慮的家長，是女兒悄然改變了她。
“她好像對一切都是玩兒的心態。后來我想，還渴望玩兒，不也是一種生命力嗎？”
王哲覺得，或許正因為太愛玩兒滑板，女兒才能承受一些在她看來無法理解的苦：炎炎夏日還要在戶外水泥場地訓練；摔跤摔到過趴在地上哭著喊“媽媽”；傷口換藥時紗布和血肉粘在一起；學一個新動作兩三年可能才能成功一次……
“我們這代家長很多時候道理都懂，但實際做起來可能又會把傳統那套加在孩子身上。其實對于他們這代人來說，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擅長什么，就沖著那個方向努力好了。”王哲說。
這番話讓我覺得熟悉。做體育記者這些年，我從許多小運動員家長口中都聽到過類似觀點。就在鄭好好摘銅那天，另一位小選手的家長還在看臺上跟我說：“孩子能滑到哪里我們都支持，只要她自己愿意堅持。”
而鄭好好也不是第一個讓我羨慕的小運動員。近年來，類似的“小孩哥”“小孩姐”時常因為松弛自信又敢夢敢拼登上“熱搜”。每每此時，我們這些記者都會一邊加班追熱點，一邊感慨：“新一代的運動員，真是不一樣了。”
我們的感慨、王哲對女兒的“羨慕”，或許都可以成為觀察時代變化的一個切口，其中折射出的，是兩代人生活際遇的不同以及社會心態的變遷。當越來越多的孩子能夠純粹因為熱愛而出發，并且頻繁成為一種被廣泛關注的社會現象，或許，這背后便不再僅僅是一個家庭對一個孩子的“托舉”，而是整個社會正在用發展的紅利為下一代提供前進的支撐。
這一切發生的基礎，自然是民眾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這些年的采訪中，“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一萬美元”是頻繁被專家引用的數據，諸多業內人士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將其視作體育消費走向快速增長的拐點。當更多家庭都不再為溫飽發愁，自然會有更多孩子擁有追夢的底氣。
體育領域新型舉國體制的探索，為夢想發芽提供了直接土壤。以滑板為例，自其入奧后，雨后春筍般涌現的俱樂部給更多孩子埋下興趣的種子；各省、市、區隊相繼建立，為不同背景的小運動員提供了基礎保障和上升通道；而產業的活躍也讓競技體育成了一項有吸引力的職業，此次全運會滑板項目的獎牌獲得者中，超半數都手握長期品牌贊助合約。蛋糕足夠大，能上桌的人才足夠多。
而觀念的包容與其說是一劑催化劑，不如說是上述因素發展的結果。許多滑板“老炮”或許對此都深有體會，本屆全運會坐在裁判席上的國際裁判田軍，年輕時就曾因退伍開滑板店的決定而讓父母操碎了心。不知如今的他看著眾多家長主動帶孩子來比賽，是否也會心生羨慕？大多數父母無非希望孩子能從事可以養活自己的“正經事”，而在一個更加成熟的社會中，“正經事”的外延可以變得更廣。
當然，鄭好好們的故事并不能代表所有青少年運動員的人生軌跡。記錄這些足夠幸運走在時代前端的孩子，不是要將是否“松弛”“自信”奉為某種評判高下的標尺。這些故事最應發揮的作用，或許是鞭策我們這些大人去思考：還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更廣泛地創造適宜“松弛”“自信”生長的土壤，才能讓更多孩子有底氣，去追尋那被熱愛驅動、令人羨慕的人生。
